逐条解读新监察法实施条例66：监察证据如何过司法关？一条条文说透监察调查的生命线

所谓案件事实是一个锁着的箱子，证据则是打开它的钥匙。一把钥匙打不开，就要试几把；钥匙找得越多、越匹配，箱子里藏着的真相就越清晰。

今天我们解读的新《监察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六条，这条条文看似简单，实则决定了所调取的证据，在刑事诉讼中到底能不能站住脚。我们好好来看一看这里面的干货。

一、证据的基石：“材料说”破解逻辑悖论

第一款第一句“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”，看似只有短短17个字，却奠定了监察证据制度的基石——这就是证据学界常说的“材料说”。

1. 为什么是“材料”而不是“事实”？

“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”，这句话的核心在于关键词——材料。我们要理解“证据”到底是什么，就要先搞清楚这两个的区别：证据与案件事实。

在我们《刑事诉讼法》早期曾采用“事实说”——把证据直接定义为“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”。但“事实说”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悖论：一个材料在被查证属实之前，我们无法确定它是不是真实的“事实”；可如果非要等查证属实才叫证据，那调查初期收集的那些未经查证的材料又该怎么称呼？

而“材料说”精准地解决了这一难题：证据是材料，而不是事实本身。一个银行转账记录、一段监控录像、一份证人询问笔录——它们首先以“材料”的形态存在于案卷之中，至于这些材料能不能证明案件事实、证明力有多大，那是后续审查判断的事情。“材料说”的核心价值在于，它把证据的材料载体与证据的证明内容区分开来：材料是形式，证明案件事实是功能。

2. 八大证据种类无缝衔接刑诉法

正是基于“材料说”，本条继续详细列举了八大证据种类，意图涵盖监察调查工作中可能收集的材料类型。这证据的八大门派分别是：

• （一）物证；
• （二）书证；
• （三）证人证言；
• （四）被害人陈述；
• （五）被调查人陈述、供述和辩解；
• （六）鉴定意见；
• （七）勘验检查、辨认、调查实验等笔录；
• （八）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。

这八类证据与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证据种类基本对应，唯一的表述差异是将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”调整为“被调查人陈述、供述和辩解”，使监察证据在种类上与刑事诉讼证据无缝衔接。这一列举方式是“材料说”的直接体现：无论载体是纸质、电子还是音像，只要能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材料，都可能成为证据。

二、从“材料”到“定案根据”：必须跨过三道门槛

本条第三款进一步明确：“监察机关依照监察法和本条例规定收集的证据材料，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，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。”这一表述精准体现了“材料说”的逻辑起点——只要是依法收集的材料，就具备了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，至于能不能定案，还需要经过后续的查证属实和综合判断。

而这种综合判断，具体是跨过以下三道门槛：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，即证据“三性”。

1. 真实性：客观存在与准确反映

证据必须是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，既要以证据形式客观存在，又要对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准确反映。对于言词证据，必须记录被调查人或证人的原话和原意，不能断章取义，不能违背原意记录。

2. 合法性：程序与手段的双重合规

证据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。主体要合法（调查人员具备相应资格）、程序要合法（讯问、询问须二人以上、告知权利义务）、手段要合法（严禁暴力、威胁、引诱、欺骗等非法手段）、来源要合法。

3. 关联性：与待证事实的实质联系

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要有实质联系。如果不具有关联性，即使材料再真实、程序再合法，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

三、总结：监察程序二元，证据必须一体

监察程序二元的背后，必然是证据一体——你的一份证据到了法庭，要经得起推敲、经得起检验。

证据的核心在“材料”，而非“事实”。监察干部手中的每一份材料，在法律意义上都只是潜在的定案依据。只有依法收集、查证属实、符合“三性”、经得起庭审检验，才能从“材料”升格为认定事实的法律依据。从“材料”到“定案根据”，考验的是取证之规范、审查之严谨、证据链之完整——这也是“材料说”给予每一位公职人员最朴素的警示：你的笔录、你的扣押清单、你的询问录音，到底是什么，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它们。

我是钱小琴，专注纪检监察，专注留置，专注职务犯罪辩护。